大爱无名 “百校之父”田家炳

“我很高兴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将我这一点点收入让全国几十所大学和160所田家炳中学受惠，种种光荣受之有愧” 原标题《田家炳 大爱无名》 全文约12513字，细读大约需要32分钟 7..

“我很高兴在1982年成立了田家炳基金会，将我这一点点收入让全国几十所大学和160所田家炳中学受惠，种种光荣受之有愧”

原标题《田家炳 大爱无名》

全文约12513字，细读大约需要32分钟

7月22日下午两点半，距离田家炳先生追思会尚有一小时，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已经人潮涌动。人群里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香港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等行政官员，有香港各大学校长或其代表，也有田氏族人与各地赶来的民众，占最大比例的一群人，年纪不等、三五成群，他们都是田家炳学校的学生。

参与追思会的人排队与田家炳的人形立牌合照，大部分民众直到此刻才知道他的模样。田家炳很少抛头露面，新闻照片也不常见诸报端。外出活动时，即便走在自己捐资的学校，也很少有学生认出他来。

方正的国字脸、开阔的额头，身材始终如一，瘦削而挺拔，田家炳一生都在严格地自我约束——每天早上，他都会做自创的晨练操，16套，每套64式。98岁时，原本并不饱满的两颊微微凹陷，年轻时整齐的牙变得有些稀落。但每每谈到教育，他眯着的眼睛就会一下子充满神采，目光如炬。

也难怪民众认不出，因为他看上去像任何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去世后，田家炳基金会发布讣告，这位老人的故事第一次得以大范围传播。

1982年，62岁的田家炳放下公司工作，成立田家炳基金会，专心致力社会公益。至今，基金会已在国内资助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20所、乡间学校图书馆1800余间。他已累计捐资超过10亿港元用于大陆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

田家炳16岁丧父辍学，到南洋寻找发展机会，开办了印尼第一家塑料薄膜厂。1958年，印尼排华情绪暗涌，田家炳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举家移居香港，隔年在屯门填海建厂，开拓香港人造皮革市场，迅速成为“香港人造皮革大王”。成立田家炳基金会后，他开始系统地推动慈善工作，并在90岁那年决定基金会由家族管理改为由社会人士参与，他只任名誉董事长。

同时，田家炳将余下的物业、资产全数捐给基金会，物业储金作为永久的资助经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他资金周转遇到困难，甚至卖掉居住了37年的别墅，全数用于捐款。晚年只租住公寓，过着他一贯的简朴生活。

讣告发出后，多个官方微博转载，评论转发数量一直上升。田家炳基金会副主席长戴希立本以为，田家炳虽然专注慈善多年，但毕竟是个商人，评论难免会有“沽名钓誉”的负面评价。没想到转发的评论一一看过，竟是众口一词的好评。“人民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你做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到。”

非但如此，在筹备追思会时，田家炳基金会原本无法预计到场人数，计划将大剧院四层的场馆先开启两层，第三层供媒体拍摄。然而现场密密麻麻的人头让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将四层全数开启。能容纳1600人的大剧院座无虚席，甚至有一百多名民众无法进场，只能通过门口墙壁的电视观看场内现场直播。他们的到来成为田家炳一生成就的最好证明。

田家炳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2002年6月26日，他将这句话写成题词，用作田家炳基金会的口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认为，他“重在雪中送炭，不愿意锦上添花”，对于捐助或即将捐助的每个学校，都认真了解必要性、目的与意义。他知道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面貌，重点在中小城市、广泛的农村和大西北的落后地区。几十年来，田家炳的足迹遍布中国贫困地区，年逾90仍坚持去捐助的师范院校与师生座谈，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和教育理念。弥留之际，据其家人回忆，田家炳身体已十分虚弱，眼睛也看不到东西，双手一直拿着一张印有全国30个省份的田家炳中小学的地图，不断抚摸。

2006年，田家炳站在自己捐助的大楼前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我认为田家炳对中国教育的支持、捐款的广度、深度和历史的跨度，以及灌注个人心血的力度及其背后的深刻教育理念，我想在中国当代，没有人能出其右。”在追思会现场，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发言悼念。

这个来自广东梅州、长居香港、普通话带着客家口音的老人，比大多数人更关心内地的教育。他初中辍学，却拥有众多“博士”、“教授”的名誉称号。这些彰显身份、学术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几百座“田家炳大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

长子田庆先望着从各地前来的民众，感慨道：“父亲常说，自己已经很满足了。我想，他的满足，就是他的幸福人生。”

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岁。

7月22日下午，田家炳追思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全国及海外各界人士前来缅怀

家父遗风

在梅州大埔县，坐上的士或电动摩托，一定不能说去“田家炳大桥”——这里共有126座田家炳大桥，它们在韩江流域依次排开，让这块一度只能依靠水路的“瓷土之乡”彻底告别了摆渡过河的历史，也结束了行人常因粗木作桥而落水淹死的惨剧。

在1978年田家炳捐资100万港币兴建湖寮大桥（后改名田家炳大桥）前，田氏宗族已经在大埔绵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经是第18代孙。父亲玉瑚公排行第二，开设“广泰兴”，主营砖瓦与油盐茶米等生意，乡里闻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经商。在贫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尽管陪伴田家炳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础。

玉瑚公着重培养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导田家炳两句《朱柏庐治家格言》，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并嘱咐他长期牢记并实践。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并一生奉为圭皋。“这篇家训字字珠玑，涵盖面广，无论是待人接物、生活小节或个人修养，都有许多提醒，是行事为人的准则。”田家炳回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是田家炳践行到极致的一条。招待用的矿泉水全数倒入随身携带的水壶；住酒店一定自带肥皂，出门只选乘公共交通。《明报》总编辑采访田家炳时，想试穿他的西装。穿上一看，衣服内侧绣着裁缝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竟是6位数——这是1976年前（这年香港的电话号码由6位换成了7位）的西装。四子田荣先写过父亲的衣着：款式过时二三十年不说，最要命的是裤子破了，他便找一条颜色接近的来配衣服，只道人人都是色盲，哪会察觉有异？看得见的西服尚且如此，藏在里头的袜子，修修补补更是不在话下。

田家炳幼时偏食，不吃苦瓜。玉瑚公便讲述其母下田种苦瓜到收成的经过，教导他吃苦瓜，还说偏食会令母亲思量儿子少吃一样菜而感到不安。田家炳改掉了偏食的习惯，更特别喜爱苦瓜，从此对食物的唯一要求便是营养。“父亲教导我，做子女不仅要孝敬父母的身体，更要孝敬父母的心。把好菜让给父母吃，是孝敬父母的身体，而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有好的身体，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点好的事业，所以，多吃点好东西，身体健康，就会减少父母的担忧，这就是孝敬父母的心。”

田荣先回忆，田家炳的饮食定时且节制，偏爱高纤维的粗菜及红米，菜谱40年不变，自他懂事起，父亲就是以四片面包涂果酱作早餐。“父亲非常注重健康，他认为健康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责任。”

在田家炳看来，玉瑚公爱得深切，也爱得理智，更难得的是在生活中教爱合一。他会在严冬早上谈渔翁钓鱼的事例，告诉田家炳“六月炉边匠，三冬水上翁，彼岂不知寒暑，只因业在其中”的道理。遇上乞丐乞食，他会分析沦为乞丐的多种可能性——幼年不好好学习、壮年不务正业，并指出如果不好好自爱，老年自身难保，富者也沦为乞丐，怎能谈孝？

他全然沿袭了父亲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严格又开放：坚持在家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让子女学，却从不逼他们讲；坚持祭祖，却也尊重子孙的宗教信仰，祭拜时免去跪拜之礼；要求子女自立，但选择权交给他们……田家炳基金会副董事长、与田家 认识近三十年的戴希立说：“他的儿子、孙子跟普通人真的没有差别。普通人要工作，他们这个年纪也要打拼。从来不会讲自己的爸爸、爷爷是谁。这是他的家教，从一个普通人开始，这是他们家族最重要的教育。”

“我深信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我留给子女的是‘知识’——子女全都接受大学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相信可以自立；还有，就是‘志气’——我不让他们依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专业。”田家炳说。

广东省梅州大埔县高陂镇银滩村，韩江河畔的田家炳祖居拱辰楼

玉瑚公是德高望重兼知识博、交友广的长者，他家还订有当地权威且难得一读的《汕报》，广泰兴除了生意交往外，更成了当地民众长知识、谈国事的场所。田家炳长期在侧，侍候父亲、招待客人，浸淫在世情时局的谈论中，视野扩展很快。田家炳晚年回忆，当时局势不稳，往来客人多谈论国家安危，分享真知灼见，“日积月累、见多识广，我的智慧自然比一般成年人甚或久历人生的长者还要高。”

他深知视野的重要性，也明白子女没有自己幼时成长的条件，便变换方式拓展他们的见闻。儿子田文先记得，1960年初，香港举办“空中游”，父母带他们坐飞机环游香港，飞机在云层中随气流升降，吓得兄弟姐妹们大呼小叫。他惊讶又感动：平时连坐巴士的钱都可省则省的父亲，为增加儿女见识，竟舍得花那么多钱。

15岁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学二年级，玉瑚公去世，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学业，结束短暂的求学之路，肩负起持家重任，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他负责广泰兴商铺及对外往来事务，两年时间，事业蒸蒸日上。

海外创业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工商业不发达，当地人谋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乡瓷土前景后，决定开发海外市场。

18岁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开始了海外创业的历程。这是他第一次旅行，十几个月后，他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

在他看来，越南缺乏上乘原料，产品品位低，销路不好。大埔高岭土质优而藏量丰富，运往越南，可进一步扩大家乡瓷土产业，并使越南的瓷器厂得到好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品位，而祖传的瓷土山地地处韩江河畔，比他人在深山开采的成本低，因此前景广阔。

许多大埔同乡在越南做家用窑厂生意，年轻的田家炳将家乡的瓷土加工成面浆，运到西贡，卖给开瓷器厂的老乡。他创办了泰安龙瓷土公司，此时早翁市有三家同类公司，货源都是经过多层经销商从大埔的小型瓷土公司买进，品质层次不齐，产量小，成本高。田家炳的瓷土自家生产，质量稳定，产量充足，又减少了中间商分账，不到一年便占领了越南瓷土市场的六成以上。1938年，田家炳计划扩大公司业务。此时，另外三家公司的老板找到他，表示愿意合作。田家炳牵头组建了茶阳瓷土公司，他占60%，剩下三家占40%。四家以相同的价格售卖，利润平均分配。经营一段时间后，三家公司不愿意再为40%的货源奔忙，将自己的货源供应权让出，田家炳得到了全部供应权。不到20岁的田家炳成为了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创业第一步成功了。

田家炳离家时，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39年6月，日本侵略汕头，田家炳往越南运瓷土的出海口被占领，运输线被切断，第一次创业结束。

印尼义兄田家烈在万隆经营一家土杂洋货商店，希望他去照料生意，同其子田沧先经营商店，自己则准备回乡。但未动身便身染重病，田家炳初来乍到他便因病逝世。田家炳只好开始自学印尼语，经营洋杂货和土特产。

当时印尼仍是荷兰的殖民地，大企业或大型进出口生意由荷兰商人掌握，中下层生意则90%以上由华人经营。当地人对华人还算友好。几年时间，田家炳积攒了不少资产。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家炳将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几年以后，日军撤离，印尼独立，田家炳当年埋钱的地方已经建起了大片房屋，他一无所有。

田家炳在印尼创办的超伦树胶厂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度尼西亚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印尼出产天然橡胶，百姓熟悉橡胶生产，拥有充足的原料和人力。树胶用处广，可用于生产雨衣、胶鞋、轮胎等日用品，刚好能满足战后物资需求。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手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第二次创业开始。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销路一路走高，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注意到聚氯乙烯（PVC）生产的人造革产品，绝缘、防水性能和外观都比天然橡胶强，决定从天然橡胶生产转向塑料薄膜生产，开拓塑胶薄膜市场。同年，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田家炳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三十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田家炳决定将蓬勃发展的印尼厂务留给侄辈管理，举家迁往香港。他曾数次回忆那次“迁徙”：“战后，华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原住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原住民不奋发图强，反而认为他们的贫穷是华人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再加上文化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原住民对华人的强烈不满……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我看到局面对华人越来越不利，华人也随时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同时，我也希望子女能够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但当时在印尼，根本没有正规的华文教育。香港社会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出入境、金融贸易都很自由，具国际城市的基本条件。人民安全得到法律保障，生活习惯完全与大陆一样。经多方考虑，我决定全家移居香港。”

1960年，印尼大规模排华，1962年达到高潮，数万华侨经中国政府派船接载回国，由政府统一安排，分配到海南岛、云南、广东等地的华侨农场安置。

香港皮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九个孩子，挤在80平米的房子中。长子田庆先回忆，“当时只有两三个房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上下床堆在一起住，生活看起来也比较紧张。”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故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当时香港工业以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为主，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塑胶化工业无人涉足，曾有几位想投资的企业主都放弃了。香港寸土寸金，难以找到适合生产人造皮革的工厂用地。在新界乡议局主席陈日新的帮助下，田家炳找到了一块30万平方英尺（约2.8万平方米）的土地，但这块地在屯门海滨，想要利用必须先填海。香港从未有过私人填海的先例。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行投资大、技术高、获利微薄，他的行动被看成是往海里扔钱。

在田家炳看来，这件事必要且有前景：“我觉得这种工业在香港应该会发展下去。但是那时候，香港没有塑料薄膜的下游加工业，主要因为它没有这种材料工业，当时可以向日本和台湾地区买材料，但毕竟这个东西太复杂，下游加工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我想在香港自己生产，来扶持下游加工。”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的头上。

1960年秋，香港屯门，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

每次提及这个称号，田家炳都会摆摆手称“过奖”，“香港其实就是我这一家，也没有大王小王问题了，我开业以后，成立了五六家，好像看到田氏推销怎么成功，开发怎么成功，觉得可以做这种行业。结果他真正投资下来，客户要求都很高，几家都做不下去，还是我自己做，所以这个因为没有什么比较，也不能说我大王了。”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其他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 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都能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数亿家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专心慈善事业，捐出十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了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外人无一不盛赞田家炳的眼光与对时局的把握，但在戴希立看来，田家炳不仅仅眼光独到，“他内心有一套想法，觉得这样做才对。加上他的宏观眼光，二者合起来，每次关键时刻做的大决定一定是对的。他在最恰当的时候离开了印尼，一点也不留。在香港举目无亲，还是做人造皮革。这不是赚钱最多的，为什么做？这不单是一个商业决定，他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香港找工作，他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给这些人。后来证明这也是正确的。”

田家炳做慈善教育也被戴希立认为是他“内心那套想法”的展现。他问过田家炳为什么要做教育，田家炳对他讲了十多分钟，最后说了四个字——“改革开放”。

在这之前，田家炳的慈善事业都在香港和台湾，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他还成立了台湾田家炳文教基金会。“1977年看到这个变化，他感觉机会来了。中国的希望在教育，现在是时候去内地投资教育了。他每次做的决定都是和整个世界的趋势相关联的。”

尝试“造血”

改革开放后，田家炳做的第一件事是建设家乡。从田家炳大桥开始，他接连捐资兴办各类有益民生的工程，创办医院、电视台、电视广播中心、少年宫、妇幼中心、轮渡码头、水电站等民生项目，捐助幼儿所、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卫生学校、电视大学等学校。

田家炳对家乡的要求尽量满足，为了配合家乡建设，甚至同意迁移祖坟。1992年，田家炳的侄孙田玲发时任村委书记，负责每年大年初一给田家炳拜年以及转达村内需求。这年他代村民提出希望田家炳将乡道修缮完成。按照田家炳的计划，乡道将按两次分批修建。接到电话后，田家炳要了一份计划书，完成了乡道建设。田玲发说：“银滩村两公里的乡道，除了一位印尼华侨建设的200米，都是田家炳出资建成的。他说话算数，你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但超出的部分由我们承担。”

比起捐助实体的项目，田家炳更希望村民能够自强不息，让他可以从“输血”变成“造血”。

1980年，田家炳在出生地捐资建设水力发电站，希望银滩村能早日通电。他委托当地水电局全权策划，但在施工期间，村民为一己私利，造成浪费，水电站发电量不高，管理不完善。完工后村民以公益企业为由不交电费，还争相照得更亮。

为增加村民经济收入，田家炳请堂弟与田庆先几次实地考察，计划捐款创办银滩村经济发展基金会，请县镇两级领导参与协助政府管理，资助乡亲发展种植业。但借款到位后，并未落实到计划内，政府不得不停止贷款，该项目无疾而终。

80年代中期，田家炳拟捐出数千万元在大埔成立“田家炳基金会”，由县政府全权策划及管理，投资有利就业及利用当地资源的营利事业。但大家对利润稍薄或投资期较长的事业并不感兴趣，该项目胎死腹中。

1989年，离开家乡47年的田家炳第一次回到银滩村时，原本风景秀丽、聚族而居的家乡已暮气沉沉，满目荒凉。连他祖辈世代居住的拱辰楼，都只剩堂侄一家居住，其余子孙均在大埔境外定居。

一系列的“造血”计划未能实现，田家炳唏嘘半生。“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对家乡人民没有做好扶贫工作，迄今，我的捐献都是治标的，如你没饭吃就给点米，这点米吃完了，困难仍然还在。”

回乡数天，田家炳请大埔县政府特别成立了“家炳建设工程筹建委员会”，统办一切他捐资的项目。十年间工程金额超过一亿元，完成了四百多个项目。被大埔人称为“前无古人，难有来者”。

田家炳几乎贡献了大埔县大部分的基础建设，其中包括6条公路、23所医院、33所学校和126座桥，这些工程星罗棋布，遍及大埔城乡内外。大埔县政府决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田家炳系列工程落成和奠基典礼。现任大埔县政府新闻秘书刘招迎曾是列队中的一员。据他回忆，在田家炳参与的几次庆典中，都有数万群众夹道欢迎。

戴希立跟着田家炳参与过庆典，在他印象中，只有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他在电视上才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一次庆典途中下雨了，戴希立打车回酒店，司机提出先去接参加庆典欢迎队伍的女儿。他问女儿是不是被强迫去的，还淋着雨，会不会有意见？司机回答他：“老实讲，我的女儿参加欢迎会我有意见。但田家炳我没意见，他做的事情很多，还那么低调。”

田家炳去世后，大埔县和银滩村各办了一场追思会，银滩村那场，当天只要在家的人都来了，五六百人挤在广场上怀念田家炳。在政府工作人员田厅祥印象中，只有每年正月十四村里祭拜祖先时才会有这么多人参与。按照大埔的规矩，96岁以上的老人去世算高寿，是按喜事来办的。仪式现场甚至没有用白色的灵堂，几百人也没有陷入沉痛与哀悼，都带着怀念与追忆。田家炳医院的护士穿上了白色医护服，学生穿上了田家炳学校校服，以各自的方式感恩田家炳。

“校长在哪里”

或许是对家乡捐助计划给了田家炳一些启示，也或许是从小读书少的遗憾挥之不去，田家炳在大埔捐建学校，渐渐扩及广东省，1995年后扩展到全国，他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

他深受父亲玉瑚公的影响。“老人家、孤儿寡母来到我家，对我爸爸跪拜，感谢他的救济，我想如果自己有点力量，能改善别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事情。”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总结更多的标准词汇，说得最多的是“我应该这样做”。

中国慈富并不多，社会仇富情结也存在，富人阶层对社会的漠视或无所贡献，常常遭到谩骂，即使有所贡献，也被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提款机”，或被嘲讽“沽名钓誉”。

数年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田家炳对此的评价很谨慎：“我不方便批评人家，各人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追求名利是很应该的，不然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有人喜欢把钱花在古董名画上，花在个人享受上。我，花在学校上。”

戴希立去仁爱堂田家炳中学面试校长时不过三十多岁，他提出“学生为本，教师治校”，得到当时校监田庆先的支持，将他选为仁爱堂第一任校长。这也成为他与田家交往的开始。

在通信中，田家炳与戴希立达成了“己立立人”的共识，并将此作为仁爱堂的校训。第一次见面，田家炳带全家人访问学校。在校门拍照时，田家炳让家人把位置空出来，“第一张留给我跟校长。”戴希立吓了一跳。

很快他发现，对于校长和老师，田家炳十分尊重且重视。在内地，学校剪彩都是领导参与，校长很少安排位置，能够担任司仪已经非常难得。而田家炳每次都会问：“校长在哪里？”不但安排座位，还一定要校长上台参加剪彩。但看到学校施工图校长办公室过大时，田家炳又会提出，“留出更多的空间给老师和学生。”

“他会觉得你是领导，你应该做个榜样。其实他非常简单，三句话：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校长和老师；德育为先。他很清晰，一直坚持。”戴希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