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4月9日11:40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吴祖光是一位富有才情而又多产的剧作家，他多才多艺，涉猎广泛，集编剧导演于一身，在话剧、戏曲、电影等方面均有建树，传世之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少年游》，戏曲艺术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戏曲剧本《凤求凰》《花为媒》《三打陶三春》等。
毛泽东送出旧作《沁园春·雪》，他把这首手抄的作品交给柳亚子时，还专门附信说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他还告诉柳亚子，这只是“游戏之作”而已。
展览会后，柳亚子将毛泽东的咏雪词和自己的和词一并送到《新华日报》。《新华日报》考虑到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须经本人同意，没有马上答应。1945年11月11日，柳亚子的和词在《新华日报》第四版上和读者见面。

正当柳亚子为发表毛泽东咏雪词一筹莫展时，重庆的另一张民营报纸《新民报》却捷足先登了。《新民报》有个副刊《西方夜谭》，吴祖光担任编辑。他意外地得到咏雪词，展读之后，兴奋莫名。他多渠道对咏雪词内容进行了核对，分别得到了三份手抄稿，竟然互不相同，他只好将三份抄件拿来一起进行整合。1945年11月14日，《西方夜谭》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这是咏雪词首次公开发表，吴祖光立下了首发之功。

吴祖光｜永远怀念我的妻子新凤霞 发文思念其妻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女士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病逝于常州，享年71岁。5年后，在这个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吴祖光先生也追随而去，想来这一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到另一个世界也会重续前缘。吴祖光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新凤霞是集真美善于一身的艺术大师，这一对才子佳人留下了关于艺术和感情的经典与佳话，无论多久都熠熠闪光

文 | 吴祖光

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国公民，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备尝；也应说是祸福相依，尤其是和亲爱的妻子凤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47年——从1951年到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经受了多少年人为的摧残折磨，但终于是苦尽甘来，有一段堪称幸福的日子。就在我们准备较为安定地共同走完这最后几年太平岁月的时候，在我的故里江苏常州，凤霞在十分难得离家远行的一刻，却在她深深感觉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一周离开这个世界，在她自己说的“常州媳妇”的家乡，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她热爱的亲人好友和美妙人间。

由于事起仓猝，毫无精神准备，像是突然坠落万丈深渊那样，使我实在无法接受。

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去了北京文艺界很多人，那时我常常见到从美国回来的相识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热心促成我俩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着他。那次开会谈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但对于老舍先生热心介绍撮合则终生不忘。我至今记得在开会休息时，老舍拉我去另一间屋里看凤霞，她坐在一个沙发里要站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去和她说话，说了几句，只告诉她我的住址和电话，又要开会了，便匆匆走开，但已感到正如老舍所说她是非常真诚可亲近的。那时我因从香港回来不久，单身一人，寄住在东城栖风楼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乐家盛家伦、好友黄苗子郁风夫妇，另一音乐家邬析零夫妇，楼下有一组六间的大房间，原来空着，我介绍给好友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的新民报办事处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里，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间西平房，因为有一棵很大的榆树，夏天树荫如盖，所以不受阳光西晒。但由于较长时间都空着，只由邓季惺代我买了一些家具空摆在那里，朋友马彦祥与京剧女演员云燕铭结婚后借用去了。

1951年，北京创办了一个属于文艺性质的杂志《新观察》，主编是两位女将，我的两个大姐郁风和戈扬。刚创办不久，就叫我给她们写一篇采访新凤霞的文章。那时凤霞声名鹊起，北京的广大观众无不为这位青年演员倾倒，亦可能是她们听说了老舍对我和凤霞的关怀所想出的选稿的设计吧。我很高兴地接了任务，但我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对她进行采访呢？我想到去后台不合适，去她家里也不好。依照我的习惯，我决定请她吃饭，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请，我就又想到曾经给我买过一整排戏票的老同学、大众剧场经理盛强，地方订在大栅栏附近一个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上的单房间。凤霞比我迟到，她一来就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饭馆，是她的包车夫老伺送她来的，盛强为我解释了为什么选在这里对她进行采访的原因，她高兴地接受采访，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那是我当时有所顾虑，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缘故。那篇小文的日期是1951年6月。题目是《新凤霞与新评剧》，是我作为记者头一次对凤霞的采访。

由于新从香港回来，新凤霞又是轰动京城的评戏明星、非常吸引人注目的青年演员，我对和她交往是十分谨慎的。虽然老舍先生对我多次介绍我们两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对，但我仍是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老舍让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我到后台去看她，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电话来，急急地说有事求我帮忙，我才骑车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上，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剧世家迟姓的房产，陪她同住的是她称为二姨的善良中年妇女。看来她起床不久，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衣。但屋里几个花瓶都插满了鲜花。我是骑我一辆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去她家的，这辆车是我离开香港前买的，是一辆小跑车，轻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唯一的一辆，因为我在北京街头上常遇同路的骑车人，在我身后跟一阵，然后快骑几步又回头来看一阵，再后放慢速度和我并行，问我：“你这车是在哪儿买的？”当我回答：“在香港买的。”便不作声了。有的则说了一句：“咱们北京没有。”只是在三年以前我感觉体力渐弱，凤霞加严管我，上街必须叫一位小姑娘跟着我，我也不敢再骑车时，才把这辆被多年为我修车的东大桥有名的王师傅屡次夸奖是至今北京唯一的一辆英国小跑车，像过去说的“宝剑送烈士，红粉赠佳人”那样地送给王师傅了。

凤霞让我坐下，二姨倒茶给我喝，就出去了。凤霞对我说，是因为过两天全国青联开会，她在大会上被指定发言，但实在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知从那里说起，也不知该说什么，想来想去，只有找我帮忙。我坐下来，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对她说，我要回去想一想。这时我发现她不断地往手上、脸上搔痒，问她怎么了？她说因为院子里花多，芍药开了，招来很多蚊子，咬了一夜，后来点了蚊香才好。

我看了看她的里间屋的床位，便告辞要回去了。她送我出门，二姨也一同送我。回到栖凤楼，同院的黄苗子郁风夫妇赶来向我了解情况。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的，并且知道是老舍的热心介绍，一致赞美凤霞的美和聪明善良，预料我会很快结婚的，并且没有和我商量就径自去找到马彦祥说：“祖光为了你和云燕铭结婚把房子借给了你住到现在。他自己就要结婚了，你应当把房子还给他了吧？”马彦祥把房子交还给我，我把寄存在陈铭德家早已买下的一批红木家具放到栖凤楼的房子里。

头一次我去她家，后来凤霞对我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二姨急于要看到我的缘故。而我放在心上，一时也不能去怀的是她那脸上、胳膊上被蚊子的叮咬，我就立刻想起我有一顶从香港带回来的珍珠罗蚊帐，不正好给凤霞用吗？我在回去的路上买了一柄小榔头、钉子、铅丝、绳子……回去开箱子，把帐子找了出来。晚饭后又去了凤霞家里，把罗帐给她挂起来了。到凤霞家里去了一趟，我感到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演员，而且善良纯真，但在生活上却缺乏照顾自己的能力，像夜里被蚊虫叮咬成这样就实在难以想象。

文艺界这种讯息流传很快，没有多久便到处有人谈到我和凤霞关系的话，而且显然出现了反对的意见。意见是吴某是从香港来的，香港来的必然是生活浪漫，惯于花天酒地，玩弄女人，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看上了新凤霞这个美人，好一阵便会扔掉了。持这种意见的，都是一些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而且其中大都是所谓“领导”人物，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新凤霞的命运的。凤霞是北京市的演员，当然一切都得听北京市的领导，她的直接领导就是李伯钊同志，凤霞是当时北京最年轻最轰动的女演员，她的终身问题自然成为领导同志首要关心的问题。凤霞后来告诉我，伯钊大姐经常找她到家里，为她介绍过很多进城不久的中、青年领导同志，而她对这些同志都认为不是她的理想，她唯一应付之策便是叫一声：“伯伯、大叔……”拉开距离，远远走开。她告诉我这是在旧社会学会的日常应付外界困扰的有效方法，当然假如遇见了真正的麻烦，这种方法是远不够用的。北京当时文化局的一位领导曾有一次约凤霞夜戏散场到他家里谈话，凤霞应命去时，敲开房门，这位领导却穿着绣衣睡衣，拥着红缎子棉被，半坐半卧在床上，嬉皮笑脸地和她谈话，凤霞转身便跑出房门。

由于凤霞遭受的各种压力和干扰现象，促使我们的婚礼作了隆重举行的决定，地点设在我家近邻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大院和大厅内，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这在1951年是北京文艺界的一件盛事。我请来的证婚人是郭沫若，凤霞的主婚人是阳翰笙，我的主婚人是欧阳予倩，介绍人是老舍。茅盾、洪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京城文艺界的大师老友年青一代都来了。周恩来先生又接到电话通知，临时有紧急任务不能来了，打电话说马上就来，但保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有所顾虑，反而解除了负担。婚礼那天凤霞剧团的朋友全部出席，而且来了一大伙天桥江湖卖艺的老伙伴，什么杂耍、曲艺、相声、武术、杂技演员，真叫做极一时之盛，我们都开心极了。

……在凤霞天天坐的座位上、书桌上，清晨、黄昏、灯下，总恍惚凤霞仍旧坐在这儿，但她却真的不再回来了。她是由一行灵车、警车护送从常州直接到北京八宝山的墓地的，她永远不再回家来了。

（摘自《大家》，并节选收录于《读者参考》100期）

新凤霞：回忆我和吴祖光的结婚故事

文/新凤霞

我跟祖光认识的时候，他很忙，那时刚刚成立文化部电影局，祖光很少和我见面。我当时在北京市首都实验评剧团，是集体所有制，我是团长，又是主要演员，团里的一切事要我处理，每天的戏都是我主演。我担负着一个私营公助的剧团上百人的担子，哪有工夫去谈情说爱呀？

祖光说我应当在事业上先打好基础，结婚的事可往后推推。但想不到反对的人在明里暗里说坏话：祖光娶新凤霞是要挑重担子，新凤霞有一大家人，父母、弟弟、妹妹七八口人，都要靠新凤霞养活，新凤霞不识字，父母也都是文盲，吴祖光闯进这个家，可是自找麻烦，没有共同语言，唱戏的家庭，俗气。吴祖光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跟这样的艺人在一起生活？……另一种说法是说：凤霞你要长只眼，不要上了当，吴祖光能跟你长久吗？叫吴祖光耍了，你哭都来不及。

老舍先生问我：“你是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得再交交，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也风言风语听说了，连市里领导都说我不应该给你介绍祖光这样的人。不过，我认为是对的，我坚持……”

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李伯钊大姐，她像我的家长，处处关心事事过问我的事。她一次带我到她家，杨尚昆同志说：“新凤霞要结婚了，很好！……”伯钊大姐不高兴地说：“你不晓得，你不要乱说。”我心里很不安，害怕领导不同意。丁聪是一位天真热情的人，他一次碰到伯钊大姐，没头没脑边笑边向大姐说：“伯钊大姐，新凤霞跟吴祖光结婚，我双手同意，投他们一票，哈……”大姐似笑非笑，没有回答。

我结婚不结婚，父母不管我，领导也管不着。台上唱“刘巧儿”婚姻自由，台下还在婚事上这么不勇敢。北京市文艺处一位领导把我叫去训话：“你是要嫁给从香港来的电影界的吴祖光吗？你不了解他，事后要后悔……你要明白领导的心，我们是不同意的呀！”我回家后一夜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祖光，可巧这个电话是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先生接的，祖光就住在陈家里，老先生的家，祖光带我去过多次了，他和他夫人邓季惺大姐总是关心我和祖光的婚事，老先生听到了我的声音，头一句话就问：“凤霞，你和祖光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我说：“就在最近，您等着我送喜糖，给您磕头报喜吧！”祖光来接电话，我请他立即来我家，祖光骑车从东单顺风很快和我见了面，我没头没脑第一句话：“快，我们结婚吧！”祖光傻乎乎的听，一面回答：“那要做好准备呀！”我说：“是，本来领了结婚证就行了，可是现在反对的太多了，我非要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祖光没有回答。我又追着说：“领导不同意，开介绍信很难，我不管！连刘巧儿都要争婚姻自主，我跟他们讲理。可是也有同意我们的，夏衍、阳翰老、洪深、欧阳予倩、老舍、赵树理等先生都同意呀！”

我自己去大栅栏定结婚礼服，要最好、最贵的，我要叫那些反对的人看看我新凤霞。大栅栏新生礼服店的橱窗里有一套最好的白纱礼服、鲜鱼口的一家照相馆再三要为我免费拍结婚照，还有洋鼓洋号的鼓乐队要义务为我服务。可是祖光知道后便大笑起来，祖光说：“别出洋相了，你听我的，让郁风替你设计一件旗袍，大大方方的。你别让我一块跟你出洋相，不行，不行！……”

这事情我只能听他的了。1951年结婚那天，我穿上郁风为我设计的一件紫色旗袍，一件灰色绒小背心，黑色半高跟鞋，祖光穿一身从香港带回来的蓝色西装、白衬衫、红花领带。结婚地址在北京南河沿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场面很大，在大厅举行鸡尾酒会，自助餐，没有举行鞠躬礼，男方主婚人欧阳予倩，女方主婚人老舍，证婚人阳翰笙。祖光的父母都在上海没有参加。文艺界、电影界的专家学者来了很多，上海专程来祝贺的赵丹夫妇和唐大郎、郭沫若夫妇带了孩子参加，茅盾、洪深先生等等，老一辈不少人也都来了。戏曲界来的人更多，从城南天桥到各大剧院都有人参加。